第一百五十四章 内阁
京师,大内。
对明朝的皇城,后世的人可能不大了解,以为是和清朝的宫城范围差不多大。
但两者相差实在是很远。
明之皇城,大约是清的十倍也不止。
南城,西苑,加上一个万岁山,方圆之大,包含着紫禁城和中央各衙门官署,再加上好几座皇家园林,委实不是后世清朝的皇城可比。
就拿紫禁城来说,一个皇极殿,规模比后来改称的太和殿大了好几倍来着,后来是清初时烧毁了重修,没有大的金丝楠木,规制这才小了下来。
在这紫禁城中,管你是起居八座,开府建衙的方面重臣,还是口含天宪,擅作威福的权阉,又或是制文衡,理阴阳,号称宰相的内阁大学士们,都得是屏心静气,一切的一切,都是围绕着那个叫皇帝的人来转,明清异同,有一点却是一样,皇权确实是自宋朝之后集大成者,起于明,完成于清,就算明比清要开通的多,文明的多,但皇权至大,远非汉朝时皇家与世族分庭抗礼,而宋时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的情形相比。
就以在皇极门不远的文渊阁来说,这内阁制度在明末已经早就成熟,神宗年间相隔不远,当时神宗和文官集团斗争,除了军政要务及时批复外,很多按惯例办理的事,索性就不理会。而朝野之间其实是相安无事,天下太平,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样,明亡于神宗,这其实是对内阁制度的一种侮辱和轻视了。
该补官就补官,该如何就如何,地方上事不行,是明朝官僚体系和财政制度不行,在内阁制度下,这辆破车已经是尽可能的一直往前了,又能办事,且不能威胁皇权,内阁再权重,也不是真正的宰相,相权是怎么也重不起来。
简单的例子,唐时宰相分别执掌中书省,中书令领导中书舍人等侍诏的官员,中枢政令,就尽由中书所出。
左右仆射,则领尚书,六部就是宰相直领,凡事直接对宰相负责,是宰相的属官。
中书令为中,仆射,参知政事为辅助,名实核一,唐时的宰相办事顺畅,一经大拜,就是极有权势,所以李林甫之类的权相,足以制衡天下。
至宋,因为唐时宰相权重,大宋艺祖则又叠床架屋,将宋朝官制改的乱七八糟,但凡政事,皆出两府,而宰相仪同三司,佚高权重,尊礼尚在亲王之上,礼绝百僚,论起权力,尊荣,其实也不在汉唐之下。
只是到了明时,朱元璋权力欲太重,而汉人王朝经过百年蒙元统治,浸沾胡风,以前的一套没有传承下来,朱重八在很多事上都是想当然耳,完全的胡来。
革除千年以降的宰相制度,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想当然和败笔。
因为老朱显然忽图了一件事,就是他的后代子孙,绝没有他的政治手腕和狠辣的心肠,更没有他一天干足十几个小时而不疲惫的强悍精神。
经过调整再调整,内阁终于成型。
这个机构,算是名不正言不顺,宰相不是宰相,但好歹是国家的中枢机构,自有一定之规。而大学士加尚书,也就算正经管到了六部,权力也就自然巩固了下来。
现在这个时候,大学士刘宇亮名义上还是首辅,不过所有人都是知道,这位刘阁老是已经失宠,下台是迟早的事,就是看是今年下半年,还是明年上半年了。
如果不知机,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,怕是下场都不会太妙。
皇上这执政十来年,除了早年是几个知名的东林党老人外,真正信任和重用的就只是有两个。一个是温体仁,一个便是东林党的周延儒。
除此二人之外,也就还有一个杨嗣昌,但杨嗣昌崇祯是在军务上任他,真正的国家大政,事事倚重的,还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。
要说起来,这两人又偏是生死对头。
周延儒是东林首领,东林党最擅内斗,他的党争功夫,自是不必提了。
温体仁当然也不是善人,崇祯年间,能混到内阁首辅,还独自专权数年,哪怕被攻讦退位,推荐了一个薛国观后,崇祯照样是最信任……这充分说明了温体仁在皇帝心中的地位,也正是东林一派,最为担心的事。
他们是拼力攻击,把温体仁说的十分不堪,但很多罪状都是因缘附会,根本不值得推敲,真正叫温体仁去职的,还是崇祯天生的帝王心病,担心臣下久为辅臣,会经营势力,威胁皇权,而不是对温体仁失去了信任的原故。
论说起来,相比办事,周延儒连温体仁一个脚指头也不如。
朝中之事,真正有担当,并且愿与皇帝站在一个阵营,苦心孤诣的解决问题和麻烦的,也就是温体仁和薛国观几个。
饷和兵,是崇祯末世的最要紧之物,但在东林那边,一提起饷兵之事,便是叫皇帝修仁德。
天灾示警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边关报警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京师地震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流贼为患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反正在黄道周和刘宗周等东林儒臣嘴里,凡事只要是内修仁德了,则自然而然就办成了。天灾不会有了,边关也不会示警了,流贼就都降顺了……反正皇帝只要问政,就无非是修仁德这三个字以应。
崇祯在刚即位的时候,年纪太小,被东林党忽悠的有点找不着北,凡事也是照东林的标准来办。吃饭,女色,衣着,无不是俭朴自省,太子之外,还有诸王,在传嗣方面也是无可指摘。
勤政方面,更是无一日不见大臣。
比起神宗和他的哥子天启皇帝,那简直是差的天上地下。
但说来也是怪了,神宗年间大半太平,晚年才出了辽东的乱子,但内地境内,仍然是一片太平景像。
天启年间也是如此,虽是年年受灾,但大规模的流民祸乱,却是由崇祯当家后才开始的。
这其中,当然也是有明末财政破产,到崇祯年间各种毛病大发作,但也是与几次加赋有莫大的关系。
等到了现在这种时候,皇帝当国十余年,东林党那一套也是渐渐玩不转,真正能帮皇帝分忧,解决麻烦,并且对钱粮兵谷能有实际意见的大臣,才渐渐被信任倚重。
就算如此,崇祯也是实在没有什么章法,或者说,整个晚明之际,国家是病入膏肓,最有本事的大臣,在大明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面前,也是只能瞠目结舌,根本无计可施。
就眼前来说,国家财用之不足,实在也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,明初的种种弊端,也是逐渐显露出来,可当国者,能拿出办法出来的,几希?
……
……
文渊阁中,自是有一群阁老在。
明朝不比清朝,清之帝王勤政,实在是到了变态的地步。每早必定是和军机见面,然后分批接见大臣,过午后就开始亲批折子,绝不假手他人。
这是君权到极限的体现,军机的地位连内阁也不如,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班子,但承旨而已。而著名的军机大臣傅恒,还开创了一人不敢承旨的先例。
就是说,奉旨办事,一个人不干,得大伙儿一起承旨,这才能干。
颟顸无能,无耻事君到清之军机的地步,也实在是华夏千年之下的一种奇观了。
大明内阁,却是另外一种气度。
票拟之权,就是内阁相权的直接体现。
天下事繁,每日奏章不知道有多少,事务之烦,又各有曲衷,身为帝王者,实在尽难查察,所以内阁在送入之前,就先贴黄票拟,把处理的意见先送呈上去,然后皇帝看过,由司礼批红回复下来,就是正式的朝廷意志,经由内阁发布的诏旨了。
今日次辅薛国观被皇帝召见,在文华殿内足足独对了大半个时辰,内阁中人都是消息灵通,还没等薛国观回来,就知道皇帝苦于兵饷两缺,因此向薛国观问策。
薛国观究竟说了什么,这就不足为人所知,但朝廷已经撑不下去,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。到处都是请饷请赈济,国库如洗,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内库也花的海落河干,根本没有银子可以往外发了。
这个时候,朝廷必将有大举动,但究竟如何,且还得再看。
“老先生请。”
“老先生客气了,吾等皆入参机务,无须讲此俗礼了。”
薛国观返回内阁时,时辰已经不早,几个阁老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,首辅刘宇亮正在观阅文书,见薛国观回来,也是并没有出声。
只有杨嗣昌坐在门前,见薛国观进来,便是起身相迎。
薛国观对他也是客气,拱手还礼时,十分诚恳,表示不必多礼。
杨嗣昌见他如此,也是潇洒一笑,便是自己坐了下来,果然不再客气多礼了。
此人也是刚刚入阁,原本是兵部尚书,六月时崇祯下旨令他入阁参与国朝机务大事,任为礼部尚书,东阁大学士,仍掌兵部事。
在职掌上,除了薛国观外,就当属此人。
风头之劲,虽是刚入阁,但已经逼凌他人之上,以声威来说,也是只在薛国观之下了。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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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明朝的皇城,后世的人可能不大了解,以为是和清朝的宫城范围差不多大。
但两者相差实在是很远。
明之皇城,大约是清的十倍也不止。
南城,西苑,加上一个万岁山,方圆之大,包含着紫禁城和中央各衙门官署,再加上好几座皇家园林,委实不是后世清朝的皇城可比。
就拿紫禁城来说,一个皇极殿,规模比后来改称的太和殿大了好几倍来着,后来是清初时烧毁了重修,没有大的金丝楠木,规制这才小了下来。
在这紫禁城中,管你是起居八座,开府建衙的方面重臣,还是口含天宪,擅作威福的权阉,又或是制文衡,理阴阳,号称宰相的内阁大学士们,都得是屏心静气,一切的一切,都是围绕着那个叫皇帝的人来转,明清异同,有一点却是一样,皇权确实是自宋朝之后集大成者,起于明,完成于清,就算明比清要开通的多,文明的多,但皇权至大,远非汉朝时皇家与世族分庭抗礼,而宋时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的情形相比。
就以在皇极门不远的文渊阁来说,这内阁制度在明末已经早就成熟,神宗年间相隔不远,当时神宗和文官集团斗争,除了军政要务及时批复外,很多按惯例办理的事,索性就不理会。而朝野之间其实是相安无事,天下太平,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样,明亡于神宗,这其实是对内阁制度的一种侮辱和轻视了。
该补官就补官,该如何就如何,地方上事不行,是明朝官僚体系和财政制度不行,在内阁制度下,这辆破车已经是尽可能的一直往前了,又能办事,且不能威胁皇权,内阁再权重,也不是真正的宰相,相权是怎么也重不起来。
简单的例子,唐时宰相分别执掌中书省,中书令领导中书舍人等侍诏的官员,中枢政令,就尽由中书所出。
左右仆射,则领尚书,六部就是宰相直领,凡事直接对宰相负责,是宰相的属官。
中书令为中,仆射,参知政事为辅助,名实核一,唐时的宰相办事顺畅,一经大拜,就是极有权势,所以李林甫之类的权相,足以制衡天下。
至宋,因为唐时宰相权重,大宋艺祖则又叠床架屋,将宋朝官制改的乱七八糟,但凡政事,皆出两府,而宰相仪同三司,佚高权重,尊礼尚在亲王之上,礼绝百僚,论起权力,尊荣,其实也不在汉唐之下。
只是到了明时,朱元璋权力欲太重,而汉人王朝经过百年蒙元统治,浸沾胡风,以前的一套没有传承下来,朱重八在很多事上都是想当然耳,完全的胡来。
革除千年以降的宰相制度,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想当然和败笔。
因为老朱显然忽图了一件事,就是他的后代子孙,绝没有他的政治手腕和狠辣的心肠,更没有他一天干足十几个小时而不疲惫的强悍精神。
经过调整再调整,内阁终于成型。
这个机构,算是名不正言不顺,宰相不是宰相,但好歹是国家的中枢机构,自有一定之规。而大学士加尚书,也就算正经管到了六部,权力也就自然巩固了下来。
现在这个时候,大学士刘宇亮名义上还是首辅,不过所有人都是知道,这位刘阁老是已经失宠,下台是迟早的事,就是看是今年下半年,还是明年上半年了。
如果不知机,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,怕是下场都不会太妙。
皇上这执政十来年,除了早年是几个知名的东林党老人外,真正信任和重用的就只是有两个。一个是温体仁,一个便是东林党的周延儒。
除此二人之外,也就还有一个杨嗣昌,但杨嗣昌崇祯是在军务上任他,真正的国家大政,事事倚重的,还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。
要说起来,这两人又偏是生死对头。
周延儒是东林首领,东林党最擅内斗,他的党争功夫,自是不必提了。
温体仁当然也不是善人,崇祯年间,能混到内阁首辅,还独自专权数年,哪怕被攻讦退位,推荐了一个薛国观后,崇祯照样是最信任……这充分说明了温体仁在皇帝心中的地位,也正是东林一派,最为担心的事。
他们是拼力攻击,把温体仁说的十分不堪,但很多罪状都是因缘附会,根本不值得推敲,真正叫温体仁去职的,还是崇祯天生的帝王心病,担心臣下久为辅臣,会经营势力,威胁皇权,而不是对温体仁失去了信任的原故。
论说起来,相比办事,周延儒连温体仁一个脚指头也不如。
朝中之事,真正有担当,并且愿与皇帝站在一个阵营,苦心孤诣的解决问题和麻烦的,也就是温体仁和薛国观几个。
饷和兵,是崇祯末世的最要紧之物,但在东林那边,一提起饷兵之事,便是叫皇帝修仁德。
天灾示警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边关报警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京师地震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流贼为患,是皇帝不修仁德。
反正在黄道周和刘宗周等东林儒臣嘴里,凡事只要是内修仁德了,则自然而然就办成了。天灾不会有了,边关也不会示警了,流贼就都降顺了……反正皇帝只要问政,就无非是修仁德这三个字以应。
崇祯在刚即位的时候,年纪太小,被东林党忽悠的有点找不着北,凡事也是照东林的标准来办。吃饭,女色,衣着,无不是俭朴自省,太子之外,还有诸王,在传嗣方面也是无可指摘。
勤政方面,更是无一日不见大臣。
比起神宗和他的哥子天启皇帝,那简直是差的天上地下。
但说来也是怪了,神宗年间大半太平,晚年才出了辽东的乱子,但内地境内,仍然是一片太平景像。
天启年间也是如此,虽是年年受灾,但大规模的流民祸乱,却是由崇祯当家后才开始的。
这其中,当然也是有明末财政破产,到崇祯年间各种毛病大发作,但也是与几次加赋有莫大的关系。
等到了现在这种时候,皇帝当国十余年,东林党那一套也是渐渐玩不转,真正能帮皇帝分忧,解决麻烦,并且对钱粮兵谷能有实际意见的大臣,才渐渐被信任倚重。
就算如此,崇祯也是实在没有什么章法,或者说,整个晚明之际,国家是病入膏肓,最有本事的大臣,在大明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面前,也是只能瞠目结舌,根本无计可施。
就眼前来说,国家财用之不足,实在也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,明初的种种弊端,也是逐渐显露出来,可当国者,能拿出办法出来的,几希?
……
……
文渊阁中,自是有一群阁老在。
明朝不比清朝,清之帝王勤政,实在是到了变态的地步。每早必定是和军机见面,然后分批接见大臣,过午后就开始亲批折子,绝不假手他人。
这是君权到极限的体现,军机的地位连内阁也不如,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班子,但承旨而已。而著名的军机大臣傅恒,还开创了一人不敢承旨的先例。
就是说,奉旨办事,一个人不干,得大伙儿一起承旨,这才能干。
颟顸无能,无耻事君到清之军机的地步,也实在是华夏千年之下的一种奇观了。
大明内阁,却是另外一种气度。
票拟之权,就是内阁相权的直接体现。
天下事繁,每日奏章不知道有多少,事务之烦,又各有曲衷,身为帝王者,实在尽难查察,所以内阁在送入之前,就先贴黄票拟,把处理的意见先送呈上去,然后皇帝看过,由司礼批红回复下来,就是正式的朝廷意志,经由内阁发布的诏旨了。
今日次辅薛国观被皇帝召见,在文华殿内足足独对了大半个时辰,内阁中人都是消息灵通,还没等薛国观回来,就知道皇帝苦于兵饷两缺,因此向薛国观问策。
薛国观究竟说了什么,这就不足为人所知,但朝廷已经撑不下去,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。到处都是请饷请赈济,国库如洗,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内库也花的海落河干,根本没有银子可以往外发了。
这个时候,朝廷必将有大举动,但究竟如何,且还得再看。
“老先生请。”
“老先生客气了,吾等皆入参机务,无须讲此俗礼了。”
薛国观返回内阁时,时辰已经不早,几个阁老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,首辅刘宇亮正在观阅文书,见薛国观回来,也是并没有出声。
只有杨嗣昌坐在门前,见薛国观进来,便是起身相迎。
薛国观对他也是客气,拱手还礼时,十分诚恳,表示不必多礼。
杨嗣昌见他如此,也是潇洒一笑,便是自己坐了下来,果然不再客气多礼了。
此人也是刚刚入阁,原本是兵部尚书,六月时崇祯下旨令他入阁参与国朝机务大事,任为礼部尚书,东阁大学士,仍掌兵部事。
在职掌上,除了薛国观外,就当属此人。
风头之劲,虽是刚入阁,但已经逼凌他人之上,以声威来说,也是只在薛国观之下了。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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